"人家说了再做，我是做了再说。" "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，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。" 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诗人，闻一多先生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在上世纪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那段岁月里，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诗歌创作，而是完全沉浸在学术研究中。 他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地质勘探者，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探寻着智慧的宝藏。面对困难，他越发坚定；遇到阻力，他更加执着。为了彻底消化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史，他的目光甚至延伸到了文字记载之前的时代，试图为日渐衰落的文化开出一剂良方。 从1930年到1932年，闻先生的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。他选择从唐诗入手，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，常常整日不外出、足不出户，一年四季都沉浸在学问之中。为了追求学术真理，他甚至无暇顾及个人生活，连吃饭睡觉都不规律。 他的书桌上摆满了写满密密麻麻小楷的四方竹纸本，这些字迹整齐得如同一队队列队行进的蚂蚁。经过数年的辛勤付出，《唐诗杂论》这颗学术成果终于问世了。 作为一个学者，闻先生始终坚持"做了再说，做了不说"的原则。从唐诗研究转向楚辞校补，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，最终推出了这部心血之作。即便面对赞誉和惊叹，闻先生依然保持谦逊，没有发表任何豪言壮语。 然而，在作为革命家的另一个角色上，闻一多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。 在争取民族民主自由的斗争中，闻先生选择了"先说后做"的道路。最初的声音虽然微弱，但随着他在昆明青年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，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坚定和响亮。他呼吁人民站起来反对专制，为实现民主而奋斗。 在写给我的信中，他这样说："此身别无长处，既然有一颗心，有一张嘴，讲话定要讲个痛快！"这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革命斗士的豪情壮志。 当李公朴先生遇害后，局势变得异常紧张。尽管知道前方危险重重，闻先生还是以大无畏的精神，在集会上严厉指责特务分子，激励大家为正义而斗争。他甚至明确表示："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，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。"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他始终站在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列，用行动践行自己的诺言。最终，他以宝贵的生命证实了"言论与行动必须一致"这一人生信条。 闻一多先生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革命事业，他是卓越的文化学者、才华横溢的诗人，也是为正义献身的英勇烈士。